一、楔子：
詩曰：「山門香堂處處開，偷拐搶騙樣樣來。橫眉豎眼爭何事？用心計較為錢財。」
最近維基解密 (WiKiLeaks) 把美國在台協會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IT) 與台灣高層政客之間的對話所轉化的台灣政情報告，一一曝光──原來台灣這些道貌岸然、惺惺作態的政客，見洋人就矮三截，還成了「搬舌鬼」，不分藍綠，一股腦地把他們之間的恩怨情仇盡向AIT官員「告解」…姑不論政客們的行徑是否嗅得到民族主義、國家的尊嚴與體面等這些高層次的問題；維基解密的這些文件活生生地把政客們的「政治衣著」扒個精光，讓我們硬生生看到政客們「政治隆乳」(無論是『統一』或『台獨』) ──「攏係假欸！」(台語，音譯『都是假的！』)；一切為了權與財才是真！
藍綠如此，那些打著「台灣怎麼辦？」之類口號的「第三勢力」，在「舉重以明輕」下，自然也高明不到哪去──在我看，為公是假，為私是真，權財能看破者幾稀？台語古諺：「作官冇吃錢，頭戴紗帽是欲呢？」(意思是：當官不貪污，那當官幹嘛？)，真是一語寫盡這些什麼藍綠、第三勢力等等政客的嘴臉！
台灣每到選舉季節，總會有標榜藍綠以外的第三選擇──第三勢力！「第三勢力」這股政治力量雖然也有一定的選票，但在藍綠兩大政黨夾殺之下，始終難以成氣候。也許在初期藉著反對某位權勢人物或抱持某種極端的政治見解，第三勢力能在政壇上捲起千堆雪，貌似極為強大並擁有藍綠之外的廣闊空間；但這種靠「空氣票」──群眾一時焦慮的心理起家的政黨、組織，畢竟欠缺堅實的基礎，在「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的效應下，「第三勢力」終究會在藍綠兩大政黨的夾擊下逐漸削弱，終致成為政壇上無足輕重的裝飾品，甚至無疾而終。台灣政壇上，這種現象屢見不鮮，例如新黨、親民黨、台聯，及其他名不見經傳的各式各樣團體、小黨等等，不勝枚舉。拜明年1月14日總統與立委合併選舉之賜，「第三勢力」死灰復燃，大肆活動，當中不乏有頭有臉但卻已是明日黃花的過氣人物。這次的「第三勢力」能否在兩黨傾軋中殺出自己的一片天？抑或只能扮演被兩大政治勢力於競逐權力之時，基於「統一戰線」之需要淪為被利用之角色 (即所謂『二個半』勢力，如DPP或KMT的『尾巴黨』之類)？或主事者個人「王八好當，鳥氣難消」的洩忿工具？所謂「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不妨看看60年前的1950年代，也在香港風起雲湧的第三勢力運動興亡史，即足以為當前台灣的「第三勢力」之政治前途卜個吉凶卦，看看他們有無搞頭！？
二、50年代香港的第三勢力興亡史：
(一) 難道在國共之外，地大人多的中國沒有「民主自由的中間份子」？
1947年1月7日，美國杜魯門總統 (Harry S. Truman) 特使馬歇爾 (George C. Marshall) 調處國共爭端失敗，離華前發表了一個在中國人看來甚「不切實際」的聲明。他將調處國共鬥爭失敗的責任歸咎於「雙方之極端份子」(顯然是指蔣介石、毛澤東等一干人)，並認為挽救陷入內戰漩渦的中國，「唯有使政府中與小黨派中之自由份子居於領導地位」，才有可能。「老馬」(Marshall) 這個一點也不中國的「美國見解」，為數甚多，例如還有在1946年12月12日稱：「解決中國的問題，只有把所有少數黨結合成一個愛國、有組織的自由黨，致力於和平，民主的政府與人民的權力」；他對「目前少數黨派的自私的領導，造成組成一個真正自由黨的障礙」感到遺憾；不久又說：「中國的希望在於需要組織前進份子為一愛國黨，摧毀反動份子對政府的控制和政府中封建主義的心理」等等 (王成勉編著，《馬歇爾使華調處日誌 (1945年11月 ~ 1947年1月)》第179至187頁)… ──「老馬」太不了解中國「槍桿子出政權」的政治更替本質了！所以這一類的「美國見解」，看在老蔣與老毛的眼裡，大概是可以「笑上1000年的政治笑話」──雖極具政治詼諧感，卻欠缺對中國改朝換代歷史及當時政治本質的了解──在我個人看，中共的「革命」，就如同中國歷次的農民暴動及戰爭所引發的改朝換代般；只不過這次披上一件洋皮衣服叫「共產主義」！難怪最後老馬會調處失敗，只能灰溜溜地回美國。
之後毛澤東於1949年取得勝利之際，以一篇〈別了！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漢名司徒雷登，曾任『北平』燕京大學校長及美國駐華大使)，回答老美對華政策的失敗 (《毛澤東選輯第四卷》第1428至1435頁，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版)。他方老美卻對老蔣「回敬」了著名的對華「白皮書」(The China White Paper，即《中美關係白皮書》。毛澤東稱之為『破產紀錄』)，當中極盡數落老蔣及大陸時期國民黨的不是，藉以解釋何以老美近百年來在中國的政治投資是慘敗而歸！看來1949這一局最輸的還是老蔣，可謂一炮三響！畢竟「勝利者不可譴責」、「勝利者有100個父親」──勝利者被人呵護備至，失敗者注定要成為孤兒，這是歷史的鐵律！
(二) 1949年香港的第三勢力，是如何「開張營業」的？
1949年是中國大陸驚天動地的一年，真是應了毛澤東所形容南京的那兩句：「虎踞龍蟠今勝昔，翻天覆地慨而慷」！經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後，國民黨在大陸敗局已定，老蔣倉皇辭廟──除了退而不休的名目上「引退」外，老蔣還以國民黨「總裁」的身分指揮一切，浙江勝奉化縣的溪口鎮宛如是國民黨的「陪都」；蔣介石最後將整個政府「播遷」台灣。同一時期，一些既反蔣又反毛的國民黨員及「社會賢達」、「民主黨派」人物，在中共強大的軍事攻勢下，則紛紛逃亡並將香港視為「避秦的桃花源」。中國歷史上的人口大遷徙，一向與戰爭、政治大動亂有關；這次人口大規模向港、台移動，據估計，僅1949年即有數百萬人湧入，當中台灣約120萬，香港約180萬。
隨老蔣「轉進」台灣的「避秦之士」，當然取得並壟斷在台灣反共的「專賣權」。但香港那些反蔣反毛的「中原縉紳之士」，一想到你台灣有120萬的「避秦忠貞之士」，我香港也有「義不事劉」的180萬「田橫之士」，職此之故，當然不認同老蔣的「反共專賣店」之權力，思有以爭奪！所以淪落香港的這些國民黨員、民主黨派、無黨無派的「社會賢達」，乃凝聚成若干反共組織：左一個座談會、右一個同盟、再來一個雜誌社…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好不熱鬧！──據估計這樣的組織不下百把個！他們稱自己為「第三勢力」(『第一勢力』指國民黨，『第二勢力』是共產黨)！
第三勢力人物自詡絕不會像1917年列寧的產革命後的白俄，只是忙著在歐洲或中國東北、上海開飯館或開舞廳討生活；而是有組織、有使命、有目標──他們稱：「第三勢力的使命，就國內言：應該在國、共兩黨之外，以絕對超然的地位，別樹一幟。打破暴君統治的鐵牢，開闢國家民族新生的大路。就國際言：應該在民主國家集團與極權國家集團的對立之下，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矛盾之中，另闢蹊徑，尋求世界和平的坦途，導引人類歷史趨於合理正常的發展，謀取人類生活的繁榮康樂，長治久安。這是人類歷史的遠景，中國第三勢力者應當勇敢的負起加速此種遠景實現的責任」(冷生，〈第三勢力的幾個基本問題〉，《自由陣線》第2卷第8期)。
──不可否認的是，第三勢力中充滿極會搖筆桿的人物，他們以華麗的詞藻堆砌出來的第三勢力之真相是否如此？歷史的檢證非常迅速而殘酷，終究拆穿了這一切。
(三) 出來開第一槍，卻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第三勢力人物──李宗仁：
1949年夏，美國使館駐廣州代表魯易士‧克拉克 (Lewis Clark) 由使館顧問何義均陪同，在廣州訪問李宗仁。談話間對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的腐敗無能頗為悲觀。克拉克喟然嘆道：「中國只有共產黨的勢力和蔣介石的勢力，卻沒有介乎兩大勢力之間的第三勢力，難道地大人多的中國，沒有主張民主自由的中間份子嗎？」老美顯然對老蔣死了心，但對老毛又搭不上線──老毛雖剛得志於中原，但實力還不夠強大，對外只得仿效唐高祖李淵對突厥陪笑臉，而對蘇聯「一面倒」。所以老美在中國思「換股操作」，不啻為理性的正常思維。克拉克的用意很明顯，美國大有贊助「第三勢力」的味道，弦外之音，聰明如李宗仁者，當然心神領會──正處於內外交困、老蔣架空政府，及老毛極大的軍事壓力下，聽到此事，老李焉能不心動？於是躍躍欲試，準備大展身手了。
1949年8月15日，李宗仁與美使館顧問何義均、立法院長童冠賢、總統府祕書長邱昌渭等反覆研究，最後決定在香港組織「第三勢力」，並成立「自由民主大同盟」，當中推顧孟餘出面領導，由他從旁支持，程思遠 (這位老兄有位在50、60年代風靡港台的大明星女兒──林黛) 負責居中聯繫。9月初，「自由民主大同盟」在廣州秘密舉行第一次會議，推舉顧孟餘為主席，童冠賢、程思遠、邱昌渭、黃宇人、甘家馨、李永懋、尹述賢為幹事。
會議並推舉童冠賢為書記，程思遠為副書記，周天賢為組織組長，凃公遂為宣傳組長，何義均為政治組長，陳克文為財務組長。李宗仁援助港幣20萬元為開辦費。
這樣，顧孟餘拿著李宗仁的「雞毛當令箭」，與童冠賢、何義均等一起為推動「第三勢力」而奔波。程思遠則頻繁往返於港澳、廣州之間，為「第三勢力」籌措經費，佈置人事。
「第三勢力」以香港為依托，以海外軍政人員、知識份子為主體。當顧孟餘返回香港後，一時間，在香港的熱心份子紛紛舉行座談，醞釀成立組織。
1949年初，打完三大戰役的中共，正準備「百萬雄師過大江」；但這一切需準備一段時間，因此國共和談一時盛囂塵上，老李的確也派了兩批代表到北方石家莊與老共談判，老李的「劃江而治」的如意算盤似有轉機。詎料這一切都是緩兵之計，老毛心裡的盤算是：「人民解放軍就要向江南進軍了。這不是拿空話嚇你們，無論你們簽訂接受八項條件的協議也好，不簽這個協議也好，人民解放軍總是要前進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384頁，〈南京政府向何處去〉) 。待老共收買了江陰要塞守將戴戎光後，1949年4月21日晨，西起九江東北的湖口，東至江陰，長達五百多公里，劉伯承、鄧小平的二野，及陳毅、粟裕、譚震林的三野等大軍開始渡江，當初的「和談」此時全成了「狗放屁」！「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倒是真的──老毛毫不客氣地將李宗仁列入應追捕的「戰犯」行列！畢竟老毛是要「一統江山」，不是劃江而治搞「南北朝」；老李的「金陵春夢」於焉幻滅！
這時的李宗仁在國內度日如年，處境尷尬。眼見國民黨政權氣數將盡，蔣介石再也耐不得下野後的幕後生活，決心復職 (官方稱法叫『復行視事』)，自然有一批人為其搖旗吶喊，大造輿論，就連桂系的第二號人物白崇禧 (這位老兄外號叫『小諸葛』，一輩子反蔣；但在1950年卻自海南島撤到台灣，投入『蔣介石的懷抱』。爾後過著形同張學良的『半軟禁』生活，因之被人譏笑為『糊塗諸葛亮』) 也主張對蔣妥協。這自然是李宗仁不願接受的事實。李宗仁以西南殘局決無任何希望為由，決計赴美就醫──實際上是政治亡命。
李宗仁派程思遠先行赴港為他出國部署一切。次日，李宗仁由南寧飛抵香港。在九龍塘張岳靈 (李宗仁的金主) 寓所稍事休息和午餐後，即入太和醫院養病。住香港堅尼地道的顧孟餘聞知後，即抵太和醫院，與李宗仁就出國和「第三勢力」的進展等情況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
當時好多「第三勢力」的熱心者都反對李宗仁出國，以為此舉等於輕易放棄總統權力。唯有顧孟餘不附和眾人之說，他不僅不反對李宗仁出國，而且主張他以代總統名義去美。他對病榻上的李宗仁說：「美國一貫重視法統觀念，如果德公 (李宗仁字德鄰) 不是元首的話，則將喪失對外接觸的有利條件。惟德公此次去美，最好對記者談話時不必提美元問題。因為蔣介石是靠美元生存的，這已引起國內外強烈的反感，人們一聽到美元就頭痛。」
顧孟餘的話向來受到李宗仁的重視。以後李宗仁一直堅持以「法統」觀點來抵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但「法統」真那麼重要嗎？老顧玩政治一輩子，還有這麼幼稚的看法，著實滑稽。沒有地盤、沒有人、沒有槍的「法統」，根本不值一顧；老美會例外嗎？
當時，蔣介石聞李宗仁赴美，曾兩度派居正、朱家驊、洪蘭友到香港挽留李宗仁，均被李宗仁拒絕。李宗仁去意已定，終於12月5日由香港啟德機場乘機赴美，入紐約長老會醫院治療他的政治心病──胃潰瘍。而老蔣那個「挽留」把戲，不過做做樣子而已，老李當然是「愈挽留，去意愈堅」囉！
(四)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老將張發奎的黃昏餘暉：
① 老驥伏櫪，當代「黃忠」再度下山：
1949年老美發表白皮書後，等於棄老蔣於不顧並且見死不救！老美當然不會甘於在中國投資那麼久、那麼多的政治和經濟成本全數毀在老蔣這支即將下市的「地雷股」，而思換股操作──除了前述李宗仁那支「概念股」外，老美另一個重要的投資對象就是老將張發奎。張氏曾是孫中山護隊營營長，也是北伐名將──當時北伐軍第四軍號稱「鐵軍」，即能戰能打的威猛之師，張發奎的第四師尤為箇中翹楚。張發奎的屬下，出了一個中共名將──葉挺，北伐時為第四師獨立第四團的團長。這支部對最著名的戰功，是與吳大帥 (吳佩孚) 大戰於汀四橋、賀勝橋而勝利；若非這個大勝利，北伐軍無法從廣東進入湖南。爾後朱毛在八一南昌暴動後上井岡山，紅軍初期也稱為「工農紅軍第四軍」，不無借用並「侵害」北伐軍第四軍「商標」之嫌！
張發奎在國民黨內亦屬名聲顯赫；但因他屬汪精衛的「老廣派」，故與蔣介石有諸多不和，因此常受蔣掣肘，與蔣嫌隙頗深。退居香港後，在其藍塘道寓所當寓公，但仍不甘寂寞地常與原桂系的黃旭初、程思遠等人會晤，以後青年黨的李璜也應邀經常前來參加聚會。
當張發奎聽到程思遠介紹李宗仁在香港發展「第三勢力」的思路後，表現出異乎尋常的興趣。
其實，對「第三勢力」問題，張發奎早有所思；當時還在廣州嶺南大學美籍校長香雅閣 (James M.Henry，廣州嶺南大學最後一任外籍校長) 辭職過港返美時，他就曾對張發奎遊說，蔣介石已不中用，要張出面組織「第三勢力」，張當時即躍躍欲試。然而，由於人、槍、地盤俱無，故孤掌難鳴，一時未成氣候。這次，聞李宗仁如此鍾情於「第三勢力」，張發奎不免心動，又準備重溫「晚年新夢」。
張發奎以為，李宗仁在美長期住下去並非良策，一個徒有虛名的「代總統」反而束縛住了他。為此，張發奎主張李宗仁自動辭去「代總統」，以在野身份全力推動「第三勢力」運動；這樣公開與蔣介石分道揚鑣，不至於始終處於被動地位。時在香港的黃旭初對張發奎的主張頗有共鳴，他在香港致電李宗仁說：「此間同志以桂軍及廣西喪失後，縱有美援，倘蔣不出國，公回台灣，仍難展佈。新政治號召重於殘餘武力。公辭職組黨，方為遠圖。乞詳審裁之」。也幸好老李沒有到台灣繼續做他的「代總統」，否則下場不容樂觀──當初在大陸「稱孤道寡」的軍閥、軍頭們，在共產黨的清掃下，個個都成了「光桿司令」；老李若效法「糊塗諸葛」白崇禧，也擠到台灣這個「海外丸泥」的小島，恐怕不到1969年，就會落得像白崇禧一樣下場 (1965年，李宗仁一回大陸，白崇禧隨即『病死』)！
閒話休絮。李宗仁此時對重新組黨毫無興趣，他在復黃旭初的電文中說：「組黨尚非其時」。
李宗仁消極的態度不免令張發奎失望。不過這也不能怪老李，審時度勢，此刻的老李已是光桿司令，不再是國民政府在大陸時代的桂系李宗仁。在中國，沒有軍事武力，就沒有發言權；憑香港這塊英國殖民地，能搞出什麼名堂？
② 從「自由民主大同盟」到「張、顧聯盟」：
由於李宗仁不願直接走入前台領導「第三勢力」，所以香港的「第三勢力」仍然以顧孟餘為中心。但自從張發奎也傾心於「第三勢力」後，即形成了張、顧兩股力量。
「聚義」經過是這樣的：顧孟餘的「第三勢力」，主要依靠「自由民主大同盟」這樣一個原從國民黨政府立法院內的民主自由社脫胎變形而成的組織。張發奎則有意向外發展，尋求外援。後來，在美國的香雅閣介紹了一個名叫哈德曼的美國人到香港與張發奎見面。哈德曼直截了當地對張發奎說，美國準備在菲律賓的海軍基地中撥出一個小島給「第三勢力」作基地。張發奎認為此事事關重大，遂通過程思遠約顧孟餘一晤。
1951年初的一天，顧孟餘在程思遠的陪同下，來到張發奎的寓所。這是「第三勢力」運動的兩位要人在香港的首次會晤。張發奎將香雅閣過港時的談話和哈德曼此行的任務向顧孟餘作了介紹。顧孟餘聽完極感興奮，他知道，沒有美國人的支持，「第三勢力」是難以維持和有所作為的。為此，顧孟餘遂與張發奎合作，聯手共同領導「第三勢力」運動，並組織一個叫「自由民主戰鬥大同盟」，故也被稱之為「張、顧聯盟」。當然這個組織也不脫中國人「二人三黨」的一盤散沙性格，同盟內的戰鬥不亞於對中共戰鬥之興趣，這是後話。
「張、顧聯盟」形成後，顧孟餘即與原「自由民主大同盟」的同仁若即若離，以後竟避而不見。這樣，群龍無首，「自由民主大同盟」名存實亡。
哈德曼到港後不久，即建立了張發奎、顧孟餘、伍憲子3人為最高領導的「第三勢力」。此前，伍憲子是美國西部華僑組織的領袖，他是由李微塵推薦而投身於「第三勢力」運動的，實際上他只是敬陪末座的配角，彷彿政治舞台上那些政治大明星不可或缺的綠葉，以襯托大明星的氣勢。故真正決策的只有張發奎與顧孟餘。
另逃到台灣的蔣介石國民黨當局，知道香港張、顧聯盟而形成的「第三勢力」有美國人作後盾，不好公開出面破壞；但長此以往，對老蔣的「反共專賣權」肯定有害！於是老蔣決定收買伍憲子。在重金利誘下，伍憲子秘密去了台灣，台灣當局有意將他介紹給駐台灣的美國使館官員，以拆老美及第三勢力的臺。這樣就公開了伍憲子受美國支持而至香港從事「第三勢力」活動的情況；台灣當局即以此為藉口，向美方提出抗議，指責美國政府一面支持台灣，一面又支持張發奎、顧孟餘在香港搞「第三勢力」，與台灣為敵。在台灣當局的抗議下，美國政府不得已將哈德曼從香港調回──金主抽腿，「第三勢力」氣數將盡，開始毀滅倒數…。
③ 港英政府對「第三勢力」的最後一擊：
「第三勢力」在香港的活動，已引起了港英當局的注意。雖然張發奎向顧孟餘聲稱，港英政府會給他面子，不會有麻煩。但終於有一天，港英政府政治部官員還是將顧孟餘找去詢問，並且嚴厲地對他說：「倘若再在香港搞政治活動，我們就將你驅逐出境！」。顧孟餘知道在香港已難以立足，他不得不離開香港而赴日本東京；不久，他從東京寫信給張發奎，聲明退出「第三勢力」運動。未幾，張君勱亦在美國宣布退出，並去美國司法部撤銷登記。顧、張相繼退出「戰盟」後，張發奎的態度亦轉趨消極。1955年，分崩離析的「戰盟」終告結束，存在時間僅3年餘。(萬麗鵑，《一九五○年代的中國第三勢力運動》第50頁)
(五) 另一股美國人所投資的「第三勢力」──蔡文治：
① 是如何協議的？
政治投資就像買股票，必須分散投資，避免押單股，以免風險高度集中。美國人另一股第三勢力的投資，即1950年代初期設在日本和太平洋島嶼的反共訓練營，與蔣介石國民黨可以說毫無瓜葛。
──國民黨一直把另立機構、領取美元、從事反共活動的中國人視為「第三勢力」，認為此輩在港澳及海外與國民黨的「敵後工作」爭奪資源、爭奪人才，故對他們毫無好感。而國民黨對香港的第三勢力玩「打進拉出」的鬥爭興趣，猶勝對中共的鬥爭！
1953年，韓戰簽署停戰協議，「第三勢力」對美國的利用價值頓失！一支在賽班島 (Saipan) 及沖縄島，由美國人訓練、提供裝備的第三勢力軍隊，面臨「結束營業」的命運。
塞班島訓練營結束時，美方官員帶領華籍「傭兵」赴台談判人事歸向時，台灣國防部大陸工作處處長兼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二組組長鄭介民上將方才知曉：原來這個設在塞班島上的「自由中國運動陸海空軍總部總司令兼參謀長」的神秘人物，竟是4年前共軍渡江時，國防部第三廳廳長蔡文治中將。會後鄭介民向蔣介石報告時，蔣很驚奇地說：「原來是他，要他回來吧！」──處於用人之際的老蔣，從其寬容的口吻中，足證國民黨對香港的第三勢力活動雖了解得非常透徹，但對其軍事部署一無所知；同時這也流露出老蔣對蔡文治印象還不壞──10年前蔡以隨員身分跟他出席過開羅會議；7年前出任軍調部參謀長；均不乏聰明伶俐的表現。可是蔡文治沒有歸隊，因為早在1947年他就和洋人搭上了線──魏德邁 (Albert Coady Wedemeyer) 來華考察時對國府無官不貪、無吏不污的指責，以及杜魯門政府發表的對華白皮書等等，其原始資料都是蔡文治獻給洋人的。國府中這類兼差為美國工作的人物著實不少！看樣子這次維基解密所洩漏台灣的那些高層政客，競相向他們的美國主子毫無保留地發牢騷、告密、告解，還真是具有源遠流長的「政治血統」…可笑乎？悲矣！
司徒雷登下旗回國後，名為參贊的中央情報局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以下簡稱為中情局) 遠東情報負責人蕭泰移駐香港。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陸軍戰略情報部擬設立一個臨時性質的「敵後工作委員會」，配合中情局組建中國大陸情報網，急需物色一名既反共又反蔣的中國軍人，協助訓練一支部隊滲入大陸，展開反共游擊戰爭與蒐集軍事情報。流亡香港的蔡文治對蕭泰說，他在大陸有100多萬游擊戰士，要求美方提供海外基地俾便從事訓練補給等項工作──老蔡說當時中國大陸還殘留百把萬的國民黨散兵游勇是事實；但說這百把萬人是「他在大陸的游擊戰士」，實在「膨風」(台語，意思是誇大不實) 過頭。但老美在韓戰中吃鱉，病急亂投醫，逕相信其言。不久老美及「第三勢力」所招募的一些「死士」，即會為此付出代價──這些人幾乎是甫到大陸就被殲滅；不然就是被活捉，然後以「美蔣特務」的罪名公審後槍斃！至於那些國民黨遺留在大陸的百把萬散兵游勇，被老毛當成了「開國大鎮反」的祭旗「牲禮」，至1954年時消滅殆盡！──當時大陸為了「伺候」這些人，頒布了著名的〈懲治反革命條例〉(1951年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第11次會議批准；老毛隨即在隔天21日公布實施) …當然這是後話囉！
老蔡與蕭泰一拍即合，蕭泰的呈文由新任國務卿艾奇遜 (Dean Gooderham Acheson) 批准，由卸任國務卿馬歇爾推薦起用其西點門生蔡文治；所需經費在陸軍戰略情報部臨時費用項目下支給，用「敵後工作委員會」名義簽署。這一臨時性秘密機構，被美國國務院與國防部稱作「亞洲抵抗運動」，以免民主、共和兩黨議員因「中國」字眼而引起紛爭。然而蔡文治膺承其事後，則將「亞洲抵抗運動」改名為「自由中國運動」，以東方「戴高樂」自居 (按戴高樂在二戰時期領導地下組織「自由法國」對抗德國；戰後成為法國第五共和的總統)。雖然實質上蔡文治不過是美軍華籍顧問性質；但在形態上，蔡文治儼然成為美援下反共反蔣的第三勢力領袖人物，而且還有人有槍──光這點就遠遠贏過香港那群搖筆桿並在酒樓「反共」的文人、過氣政客們！。
1951年，蕭泰代表美方同蔡文治簽訂了純軍事情報目的的抵抗運動合約，內容概括如下：
「一、本人代表美國最高國防委員會、中央情報局、東京盟軍總部第二處，與中華民國國防部前第三廳廳長蔡文治閣下簽訂以下合約：
權利部分：
(一) 美國願意支持蔡文治閣下所領導的自由中國運動在華南所有正與共產黨作戰之游擊部隊。該等部隊一經訓練與檢點後，完全由美國予以空投或海運補給裝備。各該地區指揮權屬於中美雙方。
(二) 蔡文治閣下願意代表東京盟軍總部吸收籍隸東北九省的青年軍人，一經訓練完竣即劃歸東京盟軍總部直接使用，所有指揮權即屬盟總。
(三) 美方之亞洲抵抗學校設立中國部份，代訓中國遊擊幹部，中方可選派副校長以下中國職員，負中方人員行政管理之責。
(四) 准許中方在東京設立指揮機構，由中、美雙方混合組成之。
(五) 沖繩應設通訊補給站，其組成與東京指揮機構同。
(六) 香港設聯絡站，由中方選派人員主持，負責對大陸部署情報、交通、補給網，並代表美方蒐集中共軍事、政治、社會、文化情報，美方得指派代表監督之。
人事部分：
(一) 人員吸收，美方有推薦權，最後決定權屬美方。
(二) 所有由游擊區或香港調往後方基地受訓人員與工作人員，其調動由中方建議，經美方核可方有效。
(三) 所有後方工作人員與學員，美方不得過問其行政，但對人員處罰須將原因、經過隨時通知美方。
經濟部分：
(一) 自由中國運動所需費用由中方造具預算，實報實銷之。
(二) 前後方工作人員薪金待遇以美金為本位，每人薪金由中方考核簽定數目，由美方直接發放。
(三) 訓練完成之學員返回大陸之有關空投、海運之飛機船舶，概由美方負責。
二、本合約基於純軍事抵抗運動性質而簽訂，不牽涉支持任何政治活動。
三、為便於開展工作，所有中方有利於工作之一切號召，美方均予以同意，但不負任何責任。
四、本合約雙方均須保守秘密。」
美方把每一個到海外基地的中國人薪金待遇訂得很高──蔡文治月薪700美元 (按：當時在香港任銀行經理才月薪400港元)；屬下官兵100至300美元。這麼高的待遇，頓時引起流亡香港的國民黨官兵們高度的興趣；報名候訓之官兵，據稱人數達四、五千人之鉅！(胡志偉，〈海外第三勢力「自由中國抵抗運動」的開場與收場〉)
就此，張發奎回憶錄也曾提起過這麼一件事：他任廣州行轅主任時的副手鄧龍光帶了粵西南同鄉、曾任35軍師長的陳深上門。這個誠實的漢子坦率對張發奎講：與其餓死在香港，他寧可回老家戰死。此時有人告訴他們：「新興的第三勢力運動已獲美國友人大力支持，前軍調部第三廳廳長蔡文治將軍刻正駐東京主持軍事部門，不久即可在接近大陸的沖縄島建立訓練基地，現在押之中共志願軍戰俘，已由美方撥歸我們訓練與裝備，他們將組編成軍，一俟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我們即可乘機反攻大陸，並與台灣的國民黨平分秋色。目前為配合韓戰，我們要吸收東北籍青年隨聯合國軍進入東北，還要協助訓練韓戰中被俘的中共官兵…」
(善用戰俘，這點跟當年日本人將在新加坡捕獲之印度籍英軍戰俘，重新編組訓練，加入日本軍，再攻打緬甸及印度，以求「振興亞洲，印度獨立」…有異曲同工之妙！)
這類堂皇的說辭猶如久旱甘霖，一傳十，十傳百，於是乎蔡文治憑藉美國的金援與自己的口才，贏得了香港大批生活無著的流亡青年，及在香港難以謀生的國民黨流亡軍人的擁戴，所以塞班島的訓練營訓練了千餘名極端反蔣又欽慕蔡文治的軍人，而在香港報名輪候受訓者竟多達數千人！
② 狐假虎威──蔡文治借重張發奎的威名：
青年黨黨魁李璜在《學鈍室回憶錄》中如此評論「東方的戴高樂」──蔡文治：「美國人竟派兩三浮薄少年前來，立談之頃，莫名其妙，便亂散美鈔，或三五萬，或十萬八萬，並無整個計劃，而姑以試試看的心情，令一些手中已無寸鐵之過時人物，為之入大陸覓情報或打遊擊」，還述及蔡文治「得美國人信任，予以大量美金，在沖縄島美軍基地設立黨政軍機構，自稱海陸空軍總司令，並設有軍事訓練班，又政治部及什麼黨之類，一時開府建制，儼然獨立一軍國也。但此光棍總司令連幹部都沒有，於是用美金來香港招收逃難之大陸軍人，凡曾在國軍任過軍職者，以官階大小而分別致送每月美金三百至六百元不等，因之若干正在走投無路的落難軍官乃忽然得到天外飛來之橫財，他也來信聘我為高等顧問，寫明月致車馬費美金若干。」
蔡文治放下身段周旋於他素來鄙視的敗軍之將之間，是由於他自忖本身資望較淺，號召力有限；既要向美方吹噓擁有百萬遊擊部隊，便須拉攏號稱在兩廣鄉間潛伏幾十萬游擊隊 (前身為地方保安部隊) 的原陸軍總司令、一級上將張發奎。
如此大肆招搖，在人稠地窄的香港引起了老共注意。中共華東局社會部部長、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楊帆曾冒充「太湖游擊隊領袖」來香港與蔡文治約晤。後來蔡文治偵悉來人係清剿太湖遊擊隊的總指揮，且在上海逮捕萬千國民黨潛伏特務，這才醒悟到側身香港的危險，乃離港經沖縄赴日本。行前蔡與張發奎、顧孟餘等聚會，決議成立中華革命委員會，推舉蔡張等三十多人為委員，掛起中華貿易公司的招牌推展「自由中國運動」，內設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由張發奎掛帥，蔡居副職並暫代總司令赴海外基地佈置一切；並由顧孟餘遴選梁寒操、于秉凡、謝澄平、易君左、胡越等8人為政治教官。總部設四處一廳，廳下還有總務、財務兩科。香港前進站分東北、東南、華中、華南、西南、西北六個遊擊軍區，共23個縱隊及8個直屬大隊的游擊武力。翌年，設在東京茅崎的總部第一處主管人事與訓練，由蔡文治的陸軍大學同學張雪中擔任處長。張係黃埔一期，官至衢州、福州綏靖公署中將副主任。作戰學校校長林湛，化名文鼎貴，曾任第63軍軍長、國防部中將部員；是蔡文治老同事，也是張發奎親信。香港前進站組織極為龐大，一度網羅幹部千人以上，其下轄之西北游擊軍區司令蔡雨時係陸大13期畢業；東南區司令溫靖也是陸大13期，曾在薛岳的9戰區長官部任參謀長…顯然，與陸大、國防部有淵源的軍人得到重用；張發奎當然也免不了安插了一些親信。
CIA透過盟軍總部第二處，撥出東京神奈川茅崎鎮上一座兵營的幾幢木屋，充作「自由中國運動」的總部；美方並派一名少校和幾名助手協助蔡文治籌辦來自香港的受訓人員之接待工作。蔡夫人吳佩琪出任通訊學校英文教官。流亡香港初期予蔡以經濟援助的陸大13期老同學劉永昆出任總部通訊學校校長，他率領一批通訊技術人員由香港經沖縄赴東京──劉永昆在程潛麾下任華中補給區司令；程潛率部叛變投共後，劉攜帶鉅額美金並把大批軍用物資運到香港，換成港幣後便成了富翁，但也因此被台灣通緝在案，所以成為蔡文治的核心。其實這一類趁老蔣自身難保、國民黨風雨飄搖之際，捲公款潛逃的事多得不得了！當時最著名的案例，就是老蔣的下堂妻毛福梅的親戚毛邦初，捲了國府向美購買戰機的款項650萬美元後，逃到墨西哥爽快去也！
③ 落日──「第三勢力」軍事活動的式微：
「第三勢力」的軍事活動，在老美出錢、出槍、出訓練基地，及老將張發奎出名下，一時聲勢大漲，頗有與老蔣分庭抗禮之勢；這種局面與17世紀時，鄭成功和張煌言對抗清朝的局勢有些雷同。蔡文治開始自稱長官，人們順從其意，因蔡化名吳定，便稱其為吳長官或吳先生。按照美方的規劃，「自由中國運動」的總部、作戰學校、通訊學校都設在東京茅崎鎮；倉庫與軍人監獄設在沖縄島。軍政幹部學校設在太平洋馬里亞納群島 (Mariana Islands) 中聯合國託管的塞班島；第一批是訓練韓國、越南的反共遊擊隊，部分在朝鮮戰場被俘的志願軍俘虜已先期抵達。塞班島鄰近關島 (The Territory of Guam)，面積比香港島略小，戰前由日本統治，人口約有三萬。1944年美軍強攻塞島，日軍戰死三萬餘人，聯合艦隊司令官南雲忠一因馬里亞納海戰失敗，在此自殺；島上兩萬多平民死於戰火，另有四千多婦孺跳崖自盡 (此處已成著名觀光景點，叫Bansai Cliff──萬歳崖)。由於塞班島與隔鄰的堤南島 (Tinian，1945年8月在廣島及長崎扔下原子彈的B29即從堤南島出發) 都是蔗糖產地，當時不少台灣人也在此工作，因此也陪葬在塞班島之戰！戰後塞島名義上由聯合國託管，實際歸美國統治至今。「亞洲抵抗運動」建校時，島上只剩下4000居民，且九成是女性。
蔡文治的軍政幹校設在島的南端，地處平原，原本是美軍營房，設備極為完善，連醫院、戲院都不缺。幹校校長是石心，他以副校長署理校長職，是島上中國人的最高負責人。教育長是楊杰姪兒楊子餘，化名黎東明。還有十幾位中美教官。學員最多時達五百多人。
在塞班幹校訓練1年2個月後，學員們被送回日本基地，等候空降大陸。依照指示，學員必須自找伙伴組成四人空投小組，然後由組長擬定一份計劃書送交司令部審核。計劃書的內容是選擇空投點，那必須是自己鄉下最熟悉的地方。所以自1953年春總部從東京遷往沖繩後，「東方戴高樂」蔡文治邀功心切，盲目對大陸空投，於是安徽、江西、湖北等組接連出發了──他們有的來過一次電報，有的杳無音訊，估計都殺身成仁了。當中最扯的一件，是連美國兩個中情局飛行員Richard G. Fecteau和John T. Downey也搭進去，遭老共誘捕之；事情經過概略如下：
1952年，美國空投一組蔡文治訓練的東北籍青年共3人到長白山。這組人空投後，第二天便發回電報，除了報平安，還大略報告當地情況；以後日日來電，稱有所發展，並要求大量物資、槍械彈藥等補給。這真是個意外的驚喜！老美立刻批准空投補給，空投又是一切順利。又過了一星期，電報稱已發展了一支數百人的游擊隊，要求更多的補給，還指明要大量美鈔和黃金。
老美喜不自勝，不假思索，就派出運輸機直飛長白山。飛抵吉林境內時，不設防的運輸機便遭一群米格機包圍；結果運輸機迫降在一處軍用機場，正副機長和通訊員統統被俘！兩個美國機長Richard G. Fecteau和John T. Downey並未被處死──老共拿他們當籌碼，用來在華沙會談 (1958 ~ 1970) 上和老美進行進行檯底交易，直到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 (Henry Alfred Kissinger) 在1971年密訪大陸後才獲釋；他們返國途經香港時，還成為香港報章的頭條新聞。
──顯然美國使用這套二次世界大戰時，戴高樂 (Charles André Joseph Marie de Gaulle) 在法國對抗德國人的軍事把戲，不適用於中國大陸。中共控制大陸發展黨組織到村、鎮等每個末梢神經，組織在地人民成立民兵，並透過土地改革固著人民的移動，用土地將人民的經濟利益與共產黨的政治利益綁在一起，及促使廣大農民產生對共產黨的向心力；人民外出也須憑路條…凡此均不利外來的滲透者── 一旦外人進入某地，馬上就會被發現，然後遭熟悉當地情況的民兵捕獲或槍殺！
張發奎與蔡文治的合作，竟因一個「自由中國運動海陸空軍司令部」的參謀長職位而鬧翻！──原來蔡找張時，基於輩分，恭請張出任總司令，自己則任「副座」。惟蔡卻希望「副座」兼參謀長一職；老張則力爭參謀長應用張系的人物，否則他這個「總司令」豈不被架空？於是拒絕蔡的人事規劃，兩人關係出現裂痕。兼以老蔡私下稱老張「舊式的軍閥」之類的牢騷，被第三勢力內部那些「廣播電台」加油添醋地傳播，更使老張怒不可遏，張蔡遂成水火！「第三勢力」也因此元氣大傷。此時老蔡不再垂簾，乾脆自己粉墨登場，真的幹起了「總司令」，儼然一方之霸！
1953年7月，韓戰停戰協定正式簽訂。9月，美駐台軍事代表團團長蔡斯飛抵沖縄，交涉辦理一批在沖縄受訓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戰俘遣返台灣，並宣佈「自由中國運動」結束，全體人員歸併到台灣去。坐在美國人的炕頭，興頭正熱的蔡文治聞訊，猶如晴天霹靂──他在海外搞「自由中國運動」3年多，對國民黨的攻訐遠甚於對共產黨的抨擊；又自忖白皮書泄密事件於心有愧，害怕「秋後算賬」，自然不敢歸隊。他的高級助手，像劉永昆之類在大陸上還聲名狼藉、貪污有據，而遭通緝在案，自然更無膽回台；還有一批在海外高聲反蔣的人，都視回台為畏途，好比入火坑。所以經蔡文治折衝樽俎，終於與美方取得協議：凡「自由中國運動」成員，以歸併台灣為主；不願去台灣的，則遣送回香港。
1953年12月，蔡文治率領他的處長們，在美國人陪同並保證安全下赴台，下榻於美國駐台北大使館。由與有了美方擔保，蔡文治會見了軍事調處執行部時代的老長官、時任國防部大陸工作處處長的鄭介民。他自我表白了這三年在海外搞「自由中國運動」的原始動機後，向這位情治系統最高負責人提出了以下條款：
「一、『自由中國運動』成員回台後仍維持原有建制，組織近似抗戰時中美合作訓練班的形式，不參加台灣本土的保密防諜工作。
二、『自由中國運動』於1953年初已改組為『自由中國抵抗運動大聯盟』，回台後政府必須承認她為合法政黨，享有政黨待遇。
三、國事會議召開時，『自由中國運動』應獲幾十個席位。」
此外還有很多枝蔓的條件。幾天後，蔡文治收到覆函，最高當局批示如下：
「一、所有海外歸來人員，視同黨員歸隊，似不應再有其他條件。
二、有關國事會議召開一項，可予提名。」(胡志偉，〈海外第三勢力「自由中國抵抗運動」的開場與收場〉)
蔡文治在美國人保護下赴台灣一週，得到上述兩項結論──老蔣那時正為吳國楨、孫立人案困擾不已，國民黨也於1950年改造後，自然不容許這種一山二虎的局面，所以批示的主旨是要把「自由中國運動」全班人馬接收，蔡文治與他的親信只爭到了遣返香港一途。國民黨是否善待這些被「移交」的第三勢力軍人？他們下場如何？著實令人好奇！！
據張發奎回憶，設在香港的「自由民主戰鬥同盟」之七部一處及幾家雜誌，每月支出共約14,000美元。但據美方資料，這三年的「自由中國運動」從籌備到解散，共耗用近1億美元 (合今日幣值約50億美元)。一場轟轟烈烈的「第三勢力」運動，終究曲終人散！
蔡文治曾要求鄭介民將死亡人員入祀忠烈祠，得到的回答是：「你們掙的是美元，應該在美國人烈士祠上留名！」。活著的人回台猶可恢復其1948年的官階，陣亡者的孤魂則無處依附；鄭介明這番話，對香港的第三勢力運動作出殘酷的結論，同時也極盡嘲弄第三勢力軍人及蔡文治之能事。兩大之間可真難為了小！中國的第三勢力在政治作用上只能扮演著「狗搖尾巴」的角色；一旦主觀上自認勢力高漲，想顛倒乾坤，對第一、第二勢力叫板並來個「小蝦米吃大鯨魚」，徒顯得不自量力，也不具客觀可能性，終必以失敗收場！撫今追昔，對一再重蹈「第三勢力」覆轍者，能無嘆乎？悲乎！
三、引用資料：
(一) 陳正茂編著，《五○年代香港第三勢力運動史料蒐秘》。
(二) 香港文匯報，2010年8月3日，〈1949年前後香港的「第三勢力」〉
(三) 胡志偉，〈海外第三勢力「自由中國抵抗運動」的開場與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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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順發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