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據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七條、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規定，我國繼承係採概括繼受制，即自被繼承人死亡之日起，繼承人承受其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例外情形，繼承人得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五十四條或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四條規定，向法院為限定繼承或拋棄繼承。以拋棄繼承為例，繼承人須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二個月內以書面向法院為之，一旦超過法定期限，繼承人即無法拋棄其繼承權。是以，過去常發生繼承人未及拋棄繼承權，而繼承龐大債務之情形。此等現象是否合理，應如何解決，亦引起諸多討論，值此之際，彰化地方法院於今年六月二十日所作之裁定（九十五年繼字第一三O二號），備受關注。
彰化地方法院受理之案件中，拋棄繼承之聲請人乙，於其父甲－被繼承人－死亡時（民國八十五年），年僅十歲，其母礙於家族私利壓制，不敢為其未成年子女（除乙外，尚有三名子女）聲請拋棄繼承，致使數名子女於未成年前即背負千萬元債務。裁定書中例外認為，未成年之繼承人「類推適用得於其滿二十歲即成年之日起二個月內，決定是否拋棄繼承」。其理由為「按憲法第一百五十六條規定：國家為奠定民族生存發展之基礎，應保護母性並實施婦女、兒童福利政策。此為憲法保障兒童之制度性保障之規範。次按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但純獲法律上之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為之單獨行為，無效。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訂立之契約，須經法定代理人之承認，始生效力。民法第七十七條、第七十八條、第七十九條各有規定。乃落實憲法保障未成年人之具體作法，藉由法律明定之方式，凸顯國家對「未成年人權利或利益」保護優於「交易安全」保護之特別規定。又按「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未成年子女，因繼承、贈與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為其特有財產。未成年子女之特有財產，由父母共同管理。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特有財產，有使用、收益之權。但非為子女之利益，不得處分之。父母之一方濫用其對於子女之權利時，法院得依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宣告停止其權利之全部或一部為民法第一千八十六條、第一千八十七條、第一千八十八條、第一千九十條分別著有明文。益見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父母對於未成年財產處分，應本於為未成年子女之利益考量，不得濫權為之，否則得以停止其親權，且利益與否，應依社會一般理性之人（reasonable person)為標準為合理判斷。又自民國十九年制定繼承編之基本精神乃繼受歐路近代獨立人格觀念、平等原則及權利本位之思想，繼承編僅以財產繼承為內容，於法定繼承人之種類、順序及應繼分上，男女完全立於平等地位，惟自公布實施以來，歷經逾五十多年後，才經立法院於七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三讀通過民法繼承編修正案，於同年六月三日公布實施，關於遺產繼承修正內容其一：拋棄繼承權方式與效力方面，將拋棄之對象從法院、親屬會議及其他繼承人，改為向法院表示之，期能有強大之公示性，而保護繼承債權人與其他繼承人之利益；效力由概括規定改為列舉規定，以解決配偶是否同一順序之疑問。由此觀之，從繼承編制定、七十四年間關於繼承方式之修正，仍強調交易安全與公示性，未對成年與未成年之繼承人之繼承方式做一區隔，是否有一體適用？不無疑義。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環境之快速變遷與發展，保護弱勢之兒童或未成年人之立法，乃全球各國當前重要政策與目的，我國亦然。從之前之兒童福利法、少年福利法分別立法，於民國九十二年間整合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並於同年五月二十八日經總統公布實施，該法第一條第一項明定：為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保障其權益，增進其福利特制定本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兒童及少年之權益受到不法侵害時，政府應予適當之協助及保護。更顯見「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保障」與「交易安全」發生衝突時，應以前者為優先計算與考量。」
彰化地方法院透過解釋以保護未成年之繼承人，避免其因法定代理人未盡職責而受有損害，其立意應值肯定；其所提出之解決方式－自繼承人成年起二個月內得拋棄繼承，自現行繼承制度觀之，亦應值贊同。僅自法學方法論檢視裁定之解釋時，對於裁定中提及「類推適用」稍有異議，蓋所謂類推適用係指對於法律未規定之事項，援引與其性質相類似之規定，以為解決。惟民法第七十七條、第七十八條、第七十九條、第一千八十六條、第一千八十七條、第一千八十八條旨在規範未成年子女由其父母為法定代理人，代為保障其權益，民法第一千九十條則在於規範父母濫用親權時，得由最近親屬或親屬會議糾正，糾正無效時，得請求法院宣告停止其權利，無論何者皆無涉「未成年人成年後得再行其權利」之法律效果，何以類推適用於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四條後得出「繼承人於成年後二各月內得拋棄繼承」，實則應為「創造性補充」。所謂創造性補充，同樣在於填補漏洞，但填補方式係因現存實證法無可依據之類型，故依法理創造規範以解決問題。惟法官為創造性補充時，應以法律體系、法律之基本精神為其依據，並於判決中應詳細述明理由，以供他人瞭解、討論是項補充（註一）。
註釋：
1、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西元1987年9月（2版），頁423-427，434-435；楊仁壽，法學方法論，西元1989年5月，頁180-187，193-196。
網站管理員